2003美國入侵伊拉克~美國在伊拉克的“反叛亂”(平叛)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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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伊拉克的“反叛亂”戰略

作者: 葛騰飛(南京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副教授)

原文引自: http://infadm.shisu.edu.cn/_uplo ... 00-93ecfc4e0c2d.pdf

外交評論 2013 年 第 2 期

摘 要
2003 年美國以武力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之後，伊拉克人的
反美鬥爭與伊內部各派系間的政治鬥爭交織在一起，伊拉克迅即陷入了一
場空前的失序困境。為了實現自身戰略利益，達到打造一個親美、民主、穩
定的伊拉克的政治目的，美國重新拾起“反叛亂”戰略工具，希望在伊拉克
贏得民心並有效地進行國家重建。為此美國在伊拉克實施了一系列“反叛
亂”行動項目，包括在伊拉克戰爭後期的“增兵”戰略。不過，由於伊拉克政
治局勢異常複雜，美國在界定“反叛亂”戰略目標上過分樹敵，以及美國戰
略決策層在伊拉克戰爭中主導性的低成本理念與“反叛亂”行動對資源和
投入長期而極大的需求之間存在根本性矛盾，美國在伊拉克“反叛亂”戰略
實施的長遠成效較為有限。
關鍵詞 美國 伊拉克戰爭 “叛亂” “反叛亂” 戰略


2003 年 3 月 20 日，美國以臆造的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正式發
動了對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軍事打擊。到 4 月 15 日，美國便宣佈在伊拉克的主要戰
鬥階段結束。然而，美國為應付其在伊拉克製造的混亂局勢而不得不在伊拉克陷入
了一場“反叛亂”( counterinsurgency) 戰爭。經典的“反叛亂”戰略理論再次付諸伊拉
克戰場。然而，經歷了信息化轉型和遭遇嚴重財政困窘的美國軍隊，無法成功地實
施成本高昂的“反叛亂”戰爭。本文通過分析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遭遇的“叛亂”
( insurgency) 和“反叛亂”困境，來分析其戰略的成敗及其發展趨向。

一、美國的經典“反叛亂”戰略

“叛亂”與“反叛亂”首先是作為一種政治範疇而存在的，具有明顯的政治屬性。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認為，“叛亂”和“反叛亂”是一對本質上相對立的政治運動，除非
附加特定的政治內涵，否則“叛亂”和“反叛亂”本身並不應包含固定的法律和道德含
義。經典“反叛亂”理論家大衛·加魯拉認為，“叛亂”並不像普通戰爭那樣，是“政治
以另外一種方式的繼續”，而是“國內某政黨對政治以任何方式的追求”。在他看來，
“反叛亂”與“叛亂”是同一沖突的兩個不同方面，兩者在語義學上可統稱為“革命戰
爭”。 加魯拉的界定清晰地反映了二戰後“叛亂”與“反叛亂”出現的時代背景。20
世紀四五十年代，亞非拉第三世界出現了旨在擺脫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壓迫的
民族解放運動潮流。由於擔心這種反西方運動與情緒提升共產主義在這些地區的
影響力，進而擠壓西方陣營的影響，美國開始關注在第三世界蔓延的顛覆性“叛亂”
活動，並在對外干涉中運用“反叛亂”戰略。

20 世紀 50 年代初，美國陸軍上校愛德華·蘭斯代爾等軍事顧問幫助菲律賓成
功鎮壓了“胡克”運動，並在菲律賓扶持親美反共的馬格賽賽上台，穩定了菲律賓政
局。此後 60 年代，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大規模地運用“反叛亂”戰略。 1962 年 1 月，肯
尼迪政府成立了最高級別的協調委員會———“反叛亂”特別小組，並形成了美國最早
的“反叛亂”戰略綱領性文件《美國海外內部防務政策》，在越南實施了一系列“反叛
亂”行動，綜合運用政治、經濟、軍事、準軍事、民事等各種策略手段，對越南南部的越
共和民族解放陣線力量進行綜合性打擊，儘管此舉並沒有達到其預想的政治軍事結
果。其間美國學界和戰略界也對“反叛亂”行動進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經典的“反
叛亂”戰略理論。後經 80 年代“低強度衝突”干涉時期以及冷戰後的發展，經典“反
叛亂”理論逐漸形成了一些基本原則: 第一，強調民眾。平民人口是每次“叛亂”的重
心。若不能贏得全體民眾的支持，就不能有效地打擊“叛亂”。理論上，“反叛亂”戰
略要求在民眾和“叛亂”者之間打入楔子。第二，強調運用綜合性的戰略以應對民
怨。成功的“反叛亂”需要一種綜合性的戰略，將軍隊、警察行動與社會、政治和經濟
行動相結合。因為“叛亂”源於對政府的大規模不滿，因此必須找到有效處理激發
“叛亂”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手段。第三，強調各政府機構間的協調。政府需
要通過一致性的努力，在各個層面上，在軍隊和平民機構之間進行密切協商。第四，
強調情報。若要對常常生活在普通民眾之中並從中取得支持的“叛亂”者進行有效
打擊，需要有效情報。缺乏有效情報的軍隊和警察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白費努力。
第五，強調宣傳。政府需要發動一場有效的宣傳戰，以消除全體民眾的恐懼，同時破
壞對“叛亂”分子的支持。第六，注重力量使用的策略。周密部署軍隊和警察力量的
使用，兩者還要有所區別。過於強制的方法徒勞無益，並在民眾中滋生不滿。
美國在一系列對外干涉的“反叛亂”行動中，形成了較有體系的“反叛亂”戰略。
其精髓是: 運用政治、經濟、安全、民事等多方面的手段，服務於民生，保護民眾免於
“叛亂分子”的暴力，從而贏取民眾的忠誠與支持，達到最終瓦解“叛亂”的效果。具
體來說，“反叛亂”戰略包括以下一些基本方面:
一是政治。基于政治属性是“叛乱”与“反叛乱”战略的首要政治属性，政治战略
是整个“反叛乱”战略的核心内容。一般而言，“反叛乱”战略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政
治战略。如果政治战略过于模糊或不现实，或者缺少国内国际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那么“反叛乱”行动就不太可能成功，即使其他战略要素已有成效。 政治战略的重
点在于强化政府执政能力以及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民生民权问题。因此，
面临“叛乱”问题的政府必须实行某种程度的政治“行为修正”，其中具体包括政治
改革、反腐败、改善吏治、和平谈判、分化融合“叛乱分子”等。
二是安全。安全戰略是整個“反叛亂”戰略的基礎內容。一般而言，政府的安
全力量主要包括軍隊、警察等強力部門，其目的是為其他政治、經濟、文化部門的
運作提供安全環境與人身保護。安全戰略一方面是指政府向民眾提供人身安全保
護，使之免於“叛亂”分子的暴力恐怖活動，另一方面則是指武裝鎮壓“叛亂”活動，
消滅“叛亂”分子的有生力量。前者主要強調維持法制秩序、保持正常經濟秩序與
生活秩序、保護基礎設施安全等。後者則強調對“叛亂”分子的精確打擊，以避免
大規模軍事行動給平民造成的傷亡。其戰術一般是“清除—控制—建設”，而非
“搜尋—破壞—毀滅”。


三是經濟。 “反叛亂”的經濟戰略主要包括短期援助戰略與長期發展戰略。短
期援助主要是政府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救援與基本生活服務( 如安全用水、衛生系統、
健康醫療、基礎教育等) ，而長期發展戰略則是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支持農業、工
業、教育、醫學及商業活動。短期援助重在達到一種立竿見影的效果，展示政府解決
民生問題的能力以贏得民眾支持; 長期發展則旨在顯示政府主導經濟發展並最終解
決“叛亂”問題的能力，給民眾留下某種期待。有效的社會經濟發展，可以撫平社會
內部的不滿與抱怨情緒，使“叛亂”分子失去民眾支持。
四是信息。 “反叛亂”戰略要求做到信息資源集中。在“反叛亂”行動中，信息渠
道的暢通是其他所有戰略要素得以成功的保證。信息通常可以分為兩種: 一是政府
為了解情況、正確決策而渴望得到的“知識性信息”，此為“情報”; 另一種是政府為影
響民眾而主動散佈的“影響性信息”，此為“輿論”。情報包括對手的活動信息、社會
背景知識、民眾文化知識，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環境等各個方面。輿論主要
是對特定群體的民意引導，其方式一般是媒體宣傳，推出更能吸引民眾的反宣口號，
如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和平發展等，現在也強調通過政府官員、安全部隊與民眾之
間的日常頻繁接觸來產生更為直接、更具說服力的影響。

二、伊拉克的“叛亂”與“反叛亂”解析
伊拉克的所謂“叛亂”形勢原本並不存在，而是美國通過武力干預造成的。按照
加魯拉所說的“叛亂”和“反叛亂”的政治屬性來理解，姑且不說美國對伊武力干預的
不合法性，美國自從決定對伊拉克進行武力干預開始，其實就注定成為伊拉克所謂
“叛亂”活動的目標指向。美國選定伊拉克進行武力干預有它明確的政治含義，即鏟
除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將伊拉克轉變成一個民主國家。按美國“反叛亂”專家詹姆
斯·科拉姆所說，如果中東地區要選一個國家轉變成民主國家的話，伊拉克被認為
是最好的選擇。  美國期待將伊拉克打造為阿拉伯國家一個非集權的政治模型來改
變中東地區的政治動力，證明民主的效力，改善波斯灣地區的政治環境，並成為美國
在該地區影響的一個根據地，在全球反恐戰爭中幫助美國。  如喬治·W·布什總
統所說: “在中東的心臟地區建立一個自由的伊拉克，將決定性地擊敗獨裁和恐怖
力量。 "

美國決策者一廂情願地認為，通過武力入侵實現對伊拉克舊秩序的“顛覆”，不
僅滿足了自身的戰略利益，而且美國軍隊作為伊拉克的“解放者”將會受到伊拉克民
眾的熱烈歡迎。伊拉克人民很快將熱情地擁抱“民主”，並有效地管理他們自己的國
家，美國的戰略利益將因此更好地得到保障。然而，結果完全出乎美國所料，伊拉克
人將美國視為佔領者和侵略者。美國這一外來“革命者”無法為伊拉克建立有效的
法治秩序，伊拉克陷入了空前混亂之中。 令伊拉克形勢更加複雜化的是，聯軍臨時
權力機構( CPA) 負責人布雷默大使上任後，宣布遣散擁有 200 萬成員的伊拉克復
興黨並禁止複興黨高層人士擔任新政府管理職位，解散伊拉克 385，000 人的軍隊和
335，000 人的安全部隊( 包括警察、總統安全衛隊以及其他國內安全部隊) 。因喪失
權力和工作，相應的工資收入被剝奪，被解散的這些舊政權力量直接成為新的反美
力量的核心來源。

從結構層面上說，薩達姆政權被推翻後的伊拉克混亂局勢反映了伊拉克舊專制
政治機器被打碎後的一種社會政治重構過程。把伊拉克看做一個社會政治空間，當
薩達姆政權被推翻後，在美國重建與人道主義援助辦公室以及隨後的聯軍臨時權力
機構均未提供有效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情況下，伊拉克這個長期受到高度禁錮的社
會政治空間突然陷入了一片混沌的初始狀態。各種社會政治角色面臨著重建和重
構的任務，均在沒有法治和有效管控的情況下，試圖爭奪和確立自身的社會政治地
位，這自然激發出各種社會基層力量的重新組合和競相鬥爭。在薩達姆時期受到專
權壓制的民眾力量和教派衝突也一下子爆發出來。

本來，這些參與伊拉克社會政治重構的各種力量不應等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叛
亂”，雖然它們屬於社會政治力量在受到長期壓抑後突然出現的反彈和生長，但它們
完全可能在經過一段時間痛苦的相互適應和自適應後，共同促成伊拉克新的社會政
治結構和秩序的生成與確立。然而，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強權作為一種外力既在一
開始打破了伊拉克的社會政治平衡，又作為一種持續的外力存在而阻礙了伊拉克新
的社會政治平衡的出現。美國以強權推翻了伊拉克以前的社會政治結構，強行引入
了一種社會政治的重構過程，但卻沒有對這一社會政治重構按符合伊拉克社會政治
自身邏輯的方法來進行公正有效的規範，也沒有賦予伊拉克完全自主性的路徑。美
國一手主導的伊拉克社會政治重構，其實是從美國的政治意圖出發，或者說是按照
美國為了自身政治目標而打造的美國式規則來進行的，服務於美國的戰略利益，要
確保聽從美國的伊拉克社會政治力量的上升和掌權。凡是不利於美國政治目標實
現的力量，均遭到美國的政治壓制、排擠和軍事打壓。在這一過程中，受到美國阻擊
而難以實現自身政治抱負的各種社會政治力量，也就紛紛以反美或反對新政治權威
力量的不同形式出現。這些反美或反對伊拉克新政治權威的力量在得到有效的領
導之後，又與原先伊拉克各派系內部歷史性的相互爭鬥結合在一起，呈現出各種形
式的、複雜的政治鬥爭畫面。

面對這種情勢，駐伊美軍不是致力於理清伊拉克的社會政治秩序，而是試圖將
美國無法控制的各種力量一概納入“叛亂”之列。 2006 年出台的美國陸軍野戰條令
將“叛亂”界定為“有組織的、持久的政治軍事鬥爭，意在削弱現行政府、佔領國或政
治權威的控制力與合法性”。 依據這一定義，美國將伊拉克新的社會政治重構過程
中發生的所有反抗美國或美國支持的新政治權威的鬥爭，都劃入“叛亂”的範疇，以
此作為其“反叛亂”戰略的基本指向。顯然，美國的這一“叛亂”界定和以此為依據的
“反叛亂”戰略犯了過分樹敵的失誤，它實際上將自己放到了大部分伊拉克人的對
立面。


伊拉克的社會政治力量涉及三個主要派別，一是在薩達姆時期佔統治地位但如
今處於少數派地位的遜尼派，二是現在處於主導地位的多數派什葉派，三是更忠誠
於本民族的庫爾德人。遜尼派按照不同的街區、武裝組織、部落、家族等等複雜的關
系形成各種不同的組織。什葉派也形成若干具有不同議程的競爭性派別。另外，還
有大量來自伊斯蘭世界各地的外國戰士。按照是否有利於美國在伊拉克實現自身
政治目標的基本標準，在重建伊拉克新社會政治結構的過程中，美國認為，原在薩達
姆時期處於統治地位的遜尼派、什葉派中反美傾向濃重的派別，以及來自伊斯蘭世
界各地的其他反美力量，是構成所謂伊拉克“叛亂”的主要力量源泉。而這些人又可
劃分為分離主義者、遜尼派“叛亂”分子、極端恐怖分子、什葉派武裝組織以及犯罪分
子等眾多不同的成分。其主要成分有三:

一是反對伊拉克政府和美軍佔領的遜尼派“叛亂”分子。美國的伊拉克民主計
劃指望將佔伊拉克人口 60% 的什葉派置於最強有力的政治地位。被流放的什葉派
領導人在新建立的伊拉克管理委員會( 一個臨時性顧問機構) 中扮演的巨大作用，舊
的伊拉克軍隊的解散( 遜尼派曾在其中擔任大多數軍官職務) ，以及禁止複興黨成員
進入政府工作( 去複興黨化) ，這些都加劇了遜尼派被邊緣化的情感。就在布雷默宣
布解散伊拉克舊軍隊與安全部隊的命令之後四天，第一起“叛亂”者的炸彈就在遜尼
派和復興黨根據地法魯賈爆炸。 “叛亂”者還開始襲擊那些與聯軍合作以建立新政
府的伊拉克人。 2003 年夏，遜尼派出現了至少 8 個致力於與美國人和什葉派進行戰
鬥的組織。 2004 年 4 月以美軍為首的聯軍對費盧杰的進攻更激起了遜尼派廣泛的
憤怒。 總體上說，這些“叛亂”勢力旨在抵制美國的佔領，破壞美國支持的什葉派主
導的伊拉克臨時政府。基於遜尼派民眾持有的這種普遍的反美和反對伊拉克新政
治權威的情緒，美國在伊拉克“反叛亂”一開始的最主要目標便是針對這些廣泛不滿
的遜尼派。從另一方面說，遜尼派的政治傾向對美國在伊拉克戰略的成敗也頗具影
響。事實上，後期西部遜尼派部落出現“安巴爾覺醒”並影響伊拉克全國，對於美國
在伊拉克“反叛亂”戰略取得成效意義重大。

二是極端恐怖分子。美軍入侵伊拉克後，許多外國伊斯蘭極端組織進入伊拉
克。阿布·穆薩布·扎卡維領導的極端主義伊斯蘭組織“統一聖戰”對駐伊聯軍
以及與聯軍合作的伊拉克政府官員發動了一系列恐怖襲擊。 2004 年 10 月，扎卡
維公開宣布效忠本·拉登和基地組織，因此扎卡維的極端組織後被稱為伊拉克基
地組織。 2006 年 1 月，伊拉克基地組織聯合伊拉克境內其他聖戰組織，成立了
“聖戰舒拉委員會”，並於 10 月建立“伊拉克伊斯蘭國”。伊拉克基地組織得到了
外國戰士的擁護，他們聲稱自己的目標是進行“聖戰”，推翻伊拉克新政權，建立一
個實施伊斯蘭法的伊拉克國家。除了伊拉克基地組織，伊拉克還存在其他一些遜
尼派聖戰組織。 來自世界各地的伊斯蘭極端分子通過敘利亞、伊朗與伊拉克邊
界輕易地進入伊拉克。這些極端分子實施自殺式襲擊等恐怖行動，造成大量人員
傷亡。在 2004 年初以後，人群密集區域出現的自殺式炸彈襲擊成為伊拉克“叛
亂”的一個顯著特點。這些極端恐怖分子是美軍在伊拉克“反叛亂”行動後期的主
要目標。


三是什葉派反美武裝。隨著“叛亂”活動的開始，什葉派開始組織其政治黨派並
組建民兵組織，一開始僅僅是保護其所在的街區。伊拉克的無序局面使美軍起初容
忍了伊拉克民兵武裝組織在後薩達姆時期的興起。 2004 年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保
羅·沃爾福威茨還在國會指出，美國能夠接受伊拉克的民兵組織作為應對不斷惡化
的安全形勢的一種輔助手段。  這些民兵組織武裝比新組建和訓練的伊拉克警察部
隊得到更好的領導、訓練和組織。倉促訓練和組織的伊拉克新安全部隊在大部分地
區不得不接受這些民兵組織的權力。 隨著遜尼派暴力活動的蔓延，什葉派民兵組
織也日益軍事化。其中，巴格達薩德爾城的穆克他達·薩德爾領導的武裝組織“馬
赫迪軍”是唯一與美軍展開正面軍事對抗的什葉派勢力，這支武裝擁有 200 萬什葉
派成員，他們由伊拉克貧窮、年輕的什葉派男性組成，倡導伊斯蘭主義、馬赫迪主義、
伊拉克民族主義、反美主義以及平民主義。 2004 年 4 月和 8 月，薩德爾的馬赫迪軍
兩次與美軍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迫使後者和臨時政府承認薩德爾運動的政治地
位。在什葉派宗教領袖阿里·西斯塔尼的調解下，2005 年底薩德爾運動加入什葉派
為主的伊拉克團結聯盟，參加伊拉克政府，成為伊拉克國內政治上舉足輕重的力量。
2007 年 4 月由於不滿馬利基政府和美國政策，薩德爾派退出伊拉克政府，9 月退出伊
拉克團結聯盟，並與巴德爾旅以及伊拉克政府軍發生軍事衝突。薩德爾 2007 年 8 月
宣布暫停軍事活動被認為是伊拉克暴力活動減少的重要原因。由於以馬赫迪軍為
代表的伊拉克什葉派反美武裝持有根深蒂固的反美主義傾向，因此成為美國在伊拉
克“反叛亂”戰略要對付的第三個重要對象。

三、美國在伊拉克的“反叛亂”戰略
面對伊拉克“主要戰鬥階段”結束後的混亂局面，美國政府和軍隊開始強調以
“反叛亂”行動模式來應對伊拉克的困境，並希望以此摒除“全球反恐戰爭”模式所帶
來的負面效應。 2004 年美國陸軍頒布《反叛亂行動》臨時野戰條令( FMI 3-07． 22) 。
同年，參聯會頒布《海外內部防務的聯合戰術、技術及步驟》。 2006 年 6 月，海軍陸
戰隊出台《小單位指揮員反叛亂指南》。 12 月，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聯合頒布
《反叛亂》野戰條令( FM 3-24 /MCWP 3-33． 5) 。條令對新時期的“叛亂”和“反叛
亂”進行了明確的概念界定: “叛亂”是指“有組織的、持久的政治軍事鬥爭，意在削
弱現行政府、佔領國或政治權威的控制力與合法性”; “反叛亂”則是指“政府為挫
敗叛亂而採取的軍事、準軍事、政治、經濟、心理及民事行動”。條令聲稱，“當今的
作戰環境包括一種新式叛亂，其目的在於追求一種世界範圍內的革命性劇變”。
條令在回顧經典“反叛亂”理論的歷史性原則的基礎上，強調重點針對民眾展開行
動並通過民眾獲取“叛亂”分子信息、適當使用武力並根據“叛亂”分子的變化而不
斷調整、支持所在國政府和加強當地政權建設等原則。 在新的“反叛亂”戰略指
導下，美國對在伊拉克的行動進行了新的規劃，旨在從多方面採取系統行動，以化解
伊拉克的戰略困境。

一是美軍自身圍繞“反叛亂”戰略實施進行理論學習和實踐培訓。 2006 年至
2007 年間，伊拉克戰場上的美軍“反叛亂”專家戴維·彼得雷烏斯將軍在擔任利文
沃斯堡的美國陸軍聯合中心負責人時，大力推進對“反叛亂”理論的研究，並領導
制定了新的美國陸軍 /海軍陸戰隊《反叛亂》聯合野戰條令，依據“反叛亂”原則對
美軍如何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戰給予指導。在美國國內，美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對
他們的部隊訓練項目進行了更新。海軍陸戰隊在加利福尼亞的廿九棕櫚鎮
( Twentynine Palm) 的“諸軍兵種聯合演習項目”以及加州厄爾溫堡美國陸軍全國
訓練中心均將訓練重點從對付蘇式常規對手變成對付“叛亂”。駐伊聯軍指揮官
喬治·凱西將軍還在塔濟( 巴格達北部) 建立了反叛亂學院，美國所有駐伊拉克的
營、團指揮官們都必須在這裡進行為期 8 天的學習。同時凱西本人還到每個師和
旅介紹他的戰略觀。

二是加快重建和訓練伊拉克人自己的安全部隊。 20 世紀 60 年代美軍“反叛亂”
戰略的綱領性文件《美國海外內部防務政策》便特別強調，“叛亂”與“反叛亂”具有
明顯的“本土化”特徵，美軍如過多參與，反而會產生反作用，使得當地“叛亂”者可以
通過“反抗侵略、獨立自主”來贏得民眾支持和政治優勢，並將美國支持的政權當成
“傀儡政權”來予以打擊。有鑑於此，美國必須盡快幫助建立伊拉克人自己勝任的安
全部隊來替代美軍的直接作戰角色，使伊拉克戰爭“伊拉克化”。重建和訓練伊拉克
安全部隊因此成為美軍“反叛亂”戰略實施的重要任務之一。自 2004 年年中開始，
美國開始強調盡快建立伊拉克安全部隊。 6 月，前 101 空中突擊師師長、剛剛晉升
陸軍中將的戴維·彼得雷烏斯將軍被任命領導新成立的伊拉克多國安全過渡期指
揮部。該指揮部是駐伊聯軍的一個分支機構，負責發展、組織、訓練、裝備和維持
伊拉克安全部門( 包括伊拉克國防部和內政部) 及其附屬伊拉克安全部隊，包括伊
拉克軍隊和警察。其任務一開始分成三大部分，由三大機構行使: 一是聯軍軍事
援助訓練組，負責組織、訓練和裝備伊拉克陸軍; 二是聯合司令部顧問支持組，任
務是支持伊拉克軍隊聯合司令部形成一個指揮和控制體系，還承擔在軍事行動計
劃中提供幫助以及向伊拉克政府提供戰略性建議的任務; 三是民用警察援助訓練
組，任務為組織、訓練和裝備伊拉克警察部隊。後來，多國安全過渡期指揮部又從
原先的三大機構和職能逐步擴大，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任務，包括幫助伊拉克組建
陸軍、空軍、海軍、海軍陸戰隊和海岸警衛隊，各種伊拉克警察機構，以及軍事和警
察情報組織等等。

2004 年 7 月上任的駐伊聯軍指揮官喬治·凱西將軍( 接替里卡多·桑切斯將
軍) 也強調要加速伊拉克新軍的建設。 為了加速伊拉克陸軍的發展，凱西還建立
了“過渡期小組”項目，即將 10 名到 12 名美軍顧問安插到每個伊拉克陸軍的師、
旅和營。另外，美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營也與伊拉克營( 大約 500 名戰士) 一起合
夥行動和巡邏。 到 2007 年 9 月，過渡期指揮部訓練與裝備的伊拉克安全部隊
( 主要包括軍隊、國家護衛隊與警察) 已經超過 16 萬，這使得伊拉克的士兵總數約
至 13． 1 萬，警察總數約至 13． 4 萬。 除了規模的擴大，伊拉克安全部隊的裝備也
得到明顯的改進。自動步槍、機關槍、裝甲車等美式裝備使其戰鬥力大大提升。
然而，伊安全部隊的獨立作戰能力參差不齊，僅小部分可獨立行動，大部分必須與
美軍協同作戰。

三是著力於伊拉克當地政權建設，按步驟進行伊拉克政治重建，加快扶植成立
伊拉克中央政府。政治戰略在“反叛亂”戰爭中始終處於最重要的位置。一旦軍事
形勢趨穩而具備起碼的條件，建立有效的當地“反叛亂”政權並加強其控制局面的能
力，提高該政權的合法性，這便是“反叛亂”戰略實施的關鍵任務。早在 2003 年 7
月，駐伊聯軍就曾成立過由 25 人組成的伊拉克管理委員會。 2004 年 6 月 28 日，根
據之前達成的協議，美國在形式上將主權從伊拉克聯軍臨時權力機構移交至伊拉克
人手中，建立了以伊亞德·阿拉維為總理的伊拉克臨時政府。根據《過渡期行政管
理法》，伊拉克在 2005 年進行了三次選舉。 1 月 30 日，伊拉克“臨時國民大會”經選
舉成立。 10 月 15 日，伊拉克全民公投通過新憲法草案。 12 月 15 日，伊拉克舉行伊
拉克戰爭後首次正式議會選舉。雖然選舉委員會號稱約 1000 萬選民參與投票，投票
率高達 70% ，但其宗派色彩與種族色彩似乎更令人側目。根據選舉公佈結果，什葉
派政黨“伊拉克團結聯盟”、“庫爾德人聯盟”、遜尼派政黨“伊拉克和諧陣線”成為伊
拉克國民議會三大主要政黨。  由於各派之間圍繞政府的人事安排鬥爭激烈，伊拉
克政府內閣直到 2006 年 6 月 9 日才最終成立，並由馬利基出任內閣總理。雖然伊拉
克新政府人員組成的宗派色彩依舊濃厚，但伊拉克從過渡國民議會選舉、組成過渡
政府、憲法草案全民公決、國民議會選舉，再到新政府的成立，美國為伊設計的政治
重建戰略在形式上初見成果。

四是针对当地民众采取一系列军事和民事措施，保护民众安全，获取有效信息
並促進伊拉克重建。 《反叛亂》野戰條令強調，要將經濟重建等有力措施與對鎖定的
暴力行為者目標的打擊結合起來，重點影響“人的因素”，如提升當地人口對“叛亂”
活動的免疫性。  “反叛亂”所強調的“人的因素”的首要含義，便是贏得民眾的支
持，確保民眾的安全，在鎮壓“叛亂”過程中爭取得到當地民眾的默許和積極支持，並
由此贏得其擁護。在伊拉克美軍中擔任顧問的美國反叛亂專家卡列夫·塞普認為，
所有的民事和軍事計劃與行動的焦點，即這個國家的人民及其對政府的信任與支
持，都必須是任何衝突解決的重心。贏得人心，必須成為政府努力的目標。因為這
是一個政策目標，它必須被這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所掌控。


彼得雷烏斯在 2007 年擔任駐伊聯軍司令後，強調最優先任務便是保衛伊拉克民
眾。在他看來，美國政府在 2007—2008 年間實施的對伊拉克增兵戰略 ，其要義便
是在當地暴力頻仍的環境中，通過增加兵力，建立起一種有效的和平政治空間，重點
保護民眾的安全。彼得雷烏斯在 2007 年 3 月 19 日給他的部隊寫道: “提升伊拉克全
體居民的安全……是你們戰略的壓倒一切的目的。完成這一使命，需要執行複雜的
軍事行動，並使伊拉克民眾確信，我們不會僅僅是‘肅清’敵人的街區，我們還將留守
下來，幫助他們‘守住’這些街區，以使他們社會中許多地方的‘建設’階段能夠向前
推進。 ” 駐伊美軍與伊拉克軍警開始在伊全國各地共同巡邏，共同設立聯合安全檢
查站，共同構築聯合防禦工事，阻止恐怖分子與“叛亂”分子的武裝襲擊。彼得雷烏
斯不像以前那樣強調修建大型堅固要塞，轉而建設更小型的、更分散的基地，步行巡
邏，並直接為伊拉克民眾提供安全保證。更為重要的是，美軍開始努力尋求與遜尼
派武裝部落及什葉派游擊隊達成停火協議，以此推動伊拉克戰後和解進程，此舉與
遜尼派部落出現的“安巴爾覺醒”一起，確保了增兵戰略取得實效。

美軍還強調民事活動在伊拉克國家重建中的重要價值。早在 2004 年，美軍專門
在特種司令部成立“民事營”，其任務便是“加強軍隊與駐地政府的軍民關係，協調政
府管轄區內的軍民聯合行動，以此贏取伊拉克人民的信任與尊重”。民事營與伊拉
克人同吃同住，為之提供安全保護與重建援助。剛進駐時，民事營護送一批批醫療
設備及食物，前往當地醫院並協助進行分配。爾後，民事營則駐紮在當地，為之提供
輸電、送水、鋪路等基礎服務。 此外，駐伊美軍還效仿駐阿富汗聯軍的做法，於 2005
年 11 月成立了首個伊拉克省級重建小組。其成員包括國務院外交官、美國國際發展
署的工作人員、農業專家以及工程師，集中在各省提供經濟援助。該小組很快在省
級地方政府戰後重建的扶助工作中發揮了出色作用。在伊拉克軍隊的幫助下，美軍

還將注意力轉向保護伊拉克邊界安全，廣泛接觸當地民眾以蒐集情報，採納“清除—
控制—建設”的方法，以期徹底阻止外國戰士流入伊拉克。

四、對美國在伊拉克“反叛亂”戰略的評估
美國在伊拉克展開的“反叛亂”戰略到底多大程度上達到了美國想要的結果呢?
衡量這一戰略實施效果的表面依據是伊拉克的安全狀況是否改善。從長遠來看，伊
拉克法治和秩序是否有效恢復，自主性重建進程是否有效開始，則是衡量戰略成功
與否的實質性重要參數。
一般而言，駐伊拉克美軍和伊拉克平民的傷亡人數被用作衡量伊拉克安全狀況
變化情況的基本參考。由此來看，2007 年後駐伊美軍與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數均出現
了明顯下降。圖-1 系駐伊美軍死亡人數:

總部位於英國的“伊拉克罹難人數統計組織”統計的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數
( 至 2012 年 9 月數據) :

據網站“iCasualties． org”的統計數據，2007 年 5 月時駐伊拉克聯軍死亡人數達到
最高峰，當月為 131 人。而到該年的 12 月，聯軍當月死亡人數下降到 25 人。從 2008
年年初到 2011 年年底，駐伊聯軍平均每月的死亡人數為 12 人。伊拉克每月的平民

死亡人數也從 2007 年 5 月時的 1700 多人下降到該年 12 月的 470 多人。 2008 年 6
月到 2011 年 6 月期間，平民死亡人數平均每月約為 200 人，這僅相當於 2006 年下半
年每月死亡人數的 1 /10。  2007 年 9 月上旬，彼得雷烏斯將軍作為美國駐伊拉克軍
隊指揮官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詳述了伊拉克“反叛亂”戰略取得的效果。

雖然存在著統計口徑的差異，駐伊軍隊和平民的傷亡人數總體上呈明顯的下降
趨勢，這些似乎說明了美國在伊拉克“反叛亂”戰略實施的效果。但問題是: 這些軍
隊和平民傷亡的下降是“反叛亂”戰略的成效，還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由此涉及對
“反叛亂”戰略作用的根本看法。

美國一些共和黨人以及軍方傾向於支持“反叛亂”戰略的作用，尤其是增兵戰略
的作用。他們認為，更多的軍隊以及各種不同方法的採用，遏制了“叛亂”活動並摧
毀了其殺死美國人或伊拉克人的能力，從而減少了暴力。 其實，“增兵”一度被認為
是經典的戰略案例，後來美軍在阿富汗也實施了類似的戰略。  英軍吸取美增兵戰
略的經驗，在其 2009 年 10 月發布的新的陸軍戰場手冊《反叛亂》中有所體現，其他
北約成員國也有類似的考慮。

但存在著不同的一種認識，認為伊拉克“叛亂”形勢的好轉其實與美國實行的
“反叛亂”戰略無關，而與伊拉克國內各派力量之間的鬥爭形勢有關。如英美兩位
“反叛亂”專家丹尼爾·馬斯騰和卡特·馬爾卡西安指出，2006 年發生的最有希望的
事情是在安巴爾省出現某些反對伊拉克基地組織的遜尼派部落，即“安巴爾覺醒”，
而這與美國的“反叛亂”戰略戰術無甚關聯。其證據是，在“安巴爾覺醒”前，實際上
自從 2004 年以後，美軍在伊拉克已經實施了一系列依據“反叛亂”戰略的行動，如主
要依靠伊拉克警察部隊執行搜尋“叛亂”分子的“間接方法”，或由大規模美軍部隊執
行“清除—控制—建設”的方法，或者派出特種行動小組和採取聯合行動項目等，其
結果要么是伊拉克警察部隊的潰散，要么是遭到當地民眾的反對，“反叛亂”行動均
未取得成效。而安巴爾省之所以出現遜尼派部落的“覺醒”，是因為伊拉克基地組織
佔據了當地社會的經濟和政治權力資源，迫使原來曾經是“叛亂”分子的這些遜尼派
部落髮生轉變。

以上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在美軍增兵以前，有遜尼派部落也曾試圖反對伊拉
克基地組織，但並未取得成功，因為單是這些遜尼派部落的“覺醒”尚不足以抵抗伊
拉克基地組織的武裝攻擊。只有當美軍增加的兵力使那些遜尼派“覺醒”部落得到
支援，反對伊拉克基地組織的“覺醒”行動才能取得成功。但如果過於強調“反叛亂”
戰略的作用，則無法對之前“反叛亂”行動的失效提供有說服力的解釋。因此更具客
觀性的結論是，“增兵”儘管必要，但並不必然導致暴力活動的降低，實際上是“增
兵”、使用相關“反叛亂”戰略戰術手段以及遜尼派的“覺醒”相互結合，最終造就了
2007 年伊拉克“叛亂”暴力的大幅減弱。

值得指出的是，對安全狀況的評判還必須考慮到伊拉克安全基礎是否脆弱，尤
其是美軍根據《美伊安全協議》在 2012 年底全部撤出伊拉克之後伊拉克的安全狀
況。從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數來看，在 2009 年美軍開始退出伊拉克城鎮之後，伊拉克
的安全狀況總體穩定。但是，仍不時發生暴力事件，平民死亡人數仍維持在較高水
平。而且，有些年份還會出現反复。從 2012 年迄至 9 月份的數據來看，伊拉克的安
全狀況仍然存在惡化的可能。從伊拉克國內政治秩序來看，馬利基領導的政府被認
為充斥著腐敗和暴虐的行為，並且存在著利用安全部隊和民兵武裝組織去壓制異己
和威嚇民眾的現象。在社會生活方面，伊拉克國家仍然缺乏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務，
包括電力、清潔的飲用水、適當的衛生保健。經濟形勢也不容樂觀，年輕人的失業率
接近 30% 。而且，族裔、宗派、黨派之間鬥爭的加劇，還使這個國家存在著分裂和發
生內戰的危險。

這些情況說明，“反叛亂”戰略的效用需要結合具體形勢做進一步的界定。美國
所施行的“反叛亂”戰略在重建伊拉克秩序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需要結合特定
的形勢來綜合評判其效果。事實上，也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通過合理的戰術戰法
和正確的力量使用途徑，“反叛亂”戰略在對付“叛亂”分子方面才有可能起到期望的
效果。而這一特定的條件尤涉及兩個基本的方面。

一是所謂的“反叛亂”方能否將“叛亂”分子與大多數民眾相隔離。也就是說，
“反叛亂”戰略對付的“叛亂”必須是為當地民眾所反對的力量，必須使當地民眾能夠
真正地凝聚安全上的共識，從而自覺地對其國家安全上面臨的共同敵人進行鬥爭。
而考慮到美國推翻薩達姆後伊拉克呈現出來的錯綜複雜的安全混亂局面，伊拉克各
種族裔、宗教和派系的根深蒂固的矛盾以及實際上的武裝割據局面，毫無疑問不可
能形成這樣一種全民性共識。其實，美軍在 2004 年以後即開始強調發展伊拉克國民
衛隊和其他當地軍隊，但重建這些安全部隊主要依賴庫爾德民兵或什葉派民兵。遜
尼派民眾常常對所謂的“叛亂”組織持同情態度，無意與其同胞部落或家庭成員進行
戰鬥。後來 2007 年美國在安巴爾省等地區實施的“反叛亂”戰略之所以奏效，是因
為當地遜尼派部落對伊拉克基地組織以及外國恐怖分子在當地的武裝割據越來越
難以容忍。恐怖組織在當地佔用了普通民眾的經濟社會資源，對不服從的部落民眾
進行殘酷打壓，並試圖建立自己的國家，實行嚴格的原教旨主義宗教統治。正是這
種極端行為，激起了當地世俗化程度較高的遜尼派社會的反抗。在這種情況下，美
軍組織有效的兵力介入，對當地恐怖組織施以打擊，保證當地民眾的安全，才贏得了
當地遜尼派部落的支持與合作。在美軍大規模增加兵力的情況下，美軍壓使什葉派
和遜尼派達成和解，這使“安巴爾覺醒”的示範效應得以擴散至伊拉克其他地區。而
美軍也逐步認識到自身在伊拉克存在合法性上的一些根本困境，對普通民眾及其民
兵武裝組織與恐怖組織予以區別對待，不斷採取措施以贏得當地民眾的“民心”，從
而保證了“增兵”戰略的效果。但是，在美軍完全撤出以後，缺少了外部強力施壓這
個最大的誘因，以及基地恐怖組織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削弱，伊拉克內部的各種矛盾
便日益突出，甚至在伊拉克占主導地位的什葉派內部也陷入了紛爭。在這種情況
下，伊拉克人在國內安全上自然不可能達成共識。

二是“反叛亂”方是否有決心進行持續的大規模投入準備，以應對“反叛亂”戰略
多重手段對資源的極大需求。 “反叛亂”戰略需要投入大規模的兵力和開支。加魯
拉曾經形容“反叛亂”戰爭是“獅子與蒼蠅的戰爭”，這足以形像地說明“反叛亂”與
“叛亂”之間的極其不對稱。據估計，“反叛亂”方所需花費是“叛亂分子”的 10 倍到
20 倍，甚至更高。  但是，這種大規模投入型戰爭並不符合美國決策者關於伊拉克戰
爭的長遠思考。在戰爭決策過程中，拉姆斯菲爾德及其文職高官們堅持打一場成本
低廉的伊拉克戰爭。  事實上，包括中情局、國務院和美國陸軍的各項計劃研究都得
出相同的結論，即援助戰後的伊拉克將是非常複雜的，需要大量的美國軍隊，成本也
將非常高昂。但這些看法都未被採納。拉姆斯菲爾德、沃爾福威茨等人頑固地認
為，對伊作戰將是一種成本低廉的又快又簡單的任務。 其結果是在 2001 年到 2006
年間，美軍以 60 年來最小的兵力規模打了兩場戰爭，很明顯當時美國軍隊特別是陸
軍和海軍陸戰隊，因規模太小而難以承擔分派的地面作戰任務。

當然，拉姆斯菲爾德等強調小型兵力的用兵思想本身並沒有錯，錯在美國不自
量力地發動對伊拉克戰爭。拉姆斯菲爾德一直倡導對美軍進行戰略轉型。這種主
張也與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轉型趨勢相適應，甚至與 70 年代的全志願部隊的概念
相適應。這種轉型思想強調綜合性地運用優勢技術實現對戰場的全面感知，適應信
息時代的要求，而越來越少強調所投入兵力的數量和規模。這種軍事轉型在很大程
度上也是小布什總統的主張。早在 1999 年，小布什在南卡羅來納軍事學院發表的有
關國家安全的演說中便強調，軍隊的力量已經越來越多地取決於機動性和速度，而
非數量和規模。 “我們的軍隊必須機動靈活、火力強大、部署迅速並且將所需的後勤
保障降至最低水平。 ”“重裝部隊必須更加輕型化，而輕裝部隊則必須更具殺傷力。
所有部隊必須更易部署、組織規模更小、編隊更機動靈活，而不是笨重的師級編制。 ”
拉姆斯菲爾德就任國防部長後，正是按照這種思路對美軍進行了大規模的轉型改
造。其具體的理論指導之一是所謂“網絡中心戰”概念，即強調建立網絡化的系統，
以便各級決策者能夠更準確地選擇目標以及打擊目標所使用的武器，有利於更快地
對目標實施打擊。  小布什和拉姆斯菲爾德等一再強調，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
證明了“新的美國式戰爭”的正確性，並堅持他們的軍事轉型計劃。  正是在這樣一
種用兵思想的指導下，美國錯誤地設計了一場在伊拉克的戰爭，在政治、戰略和軍
事上均錯誤地預計這場戰爭會很快結束。但事與願違，卻出現了久拖不決的軍事
局面，完全不符合拉姆斯菲爾德他們的預想。在這種情況下，儘管經典的“反叛
亂”戰略原則被重新提出並為彼得雷烏斯等軍中將領支持和實踐，但它並未被確
立為伊拉克戰場的主導性戰略。在本質上，“反叛亂”戰略對大規模兵力和投入的
要求根本不符合拉姆斯菲爾德主導的轉型思想。在拉姆斯菲爾德 2006 年去職以
後，作為“反叛亂”戰略倡導者的彼得雷烏斯被任命為駐伊聯軍指揮官。然而，走
上“轉型”之路的美國軍隊已經難以應對“反叛亂”戰略的要求。美軍不可能派出
大規模的部隊，而且金融危機的打擊，日益捉襟見肘的財力，美國也不可能支付巨
大的戰爭開支。

鑑於美國在伊拉克“反叛亂”戰略在以上兩個方面均存在先天缺陷，或有難以根
本改善的困境，因此，不管美國在伊拉克以公開還是隱形的方式存在，  其“反叛亂”
戰略都無法取得實質性的成效。

實際上，“反叛亂”戰爭所具有的極高政治屬性說明，“反叛亂”戰略具有統領政
治—軍事全局的內在要求。然而，即使不說越南戰爭的歷史教訓不允許美軍再次卷
入那種持久的大規模外部干涉行動，當代經歷了信息化轉型的美軍也不可能在政
治—軍事全局上進行這種成本高昂、大規模、持久性的“反叛亂”戰爭。美國在伊拉
克的“反叛亂”行動也並不想在政治—軍事全局上完全按照經典“反叛亂”戰略的要
求行事，只是希望吸納“反叛亂”戰略僅在軍事層面存在的某些效用，即策略性地訴
諸“反叛亂”行動，而在總體上必須將美國在伊拉克的行動限定在其可以承受的時間
和空間範圍之內。美國決策者後期在 2007—2008 年推行的“增兵”戰略可說是這種
策略性使用“反叛亂”行動的典型例證，因為這次“增兵”行動具有事先明確界定的軍
事政治條件和時間空間條件，即必須盡快從伊拉克撤出美國軍隊。由此美國在伊拉
克實施的“反叛亂”戰略也就注定只能取得暫時性的效果。迫於在國內面臨普遍反
戰和極大資源製約，而不得不將其軍隊相繼從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國撤出等現實條
件，美國最終不得不停止那種本質上要求高昂成本的“反叛亂”戰略，而執行一種新
的廉價的反恐怖戰略。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以無人機轟炸為標誌的新戰略在奧巴馬
政府時期正式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