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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叛戰爭Counterinsu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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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time 2022-2-25 11:35:35 | Show all posts |Read mode
翻譯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unterinsurgency

翻譯者  陶盛濤

平叛(COIN)是“旨在擊敗非正規部隊的全部行動”。《牛津英語詞典》將平叛定義為
任何“針對游擊隊或革命者的活動採取的軍事或政治行動”,並且可以被視為國家針對
非國家對手的戰爭。 叛亂和反叛亂運動自古代歷史以來就一直在進行。然而,關於
平叛的現代思想是在非殖民化過程中發展起來的。 在軍事科學中,平叛是非常規戰爭
的主要作戰方法之一。


在叛亂和反叛亂期間,平民和戰鬥人員之間的區別通常是模糊的。平叛可能涉及試圖
贏得支持叛亂的民眾的心。或者,它可能是為了恐嚇或通過不分青紅皂白的暴力消滅
涉嫌叛亂的平民。

模式

平叛通常結合常規軍事行動和其他手段進行,讓叛亂份子的士氣低落。如宣傳、心理
戰和暗殺等形式。反叛亂行動包括許多不同的方面:為擊敗叛亂而採取的軍事、準軍事、
政治、經濟、心理和公民行動。

要了解反叛亂,必須先了解叛亂,以理解革命戰爭的動態。叛亂分子利用社會問題,通常
稱為差距;反叛亂份子宣稱可以解決這些差距(gaps,有人翻成動機、不滿)。當差距很大
時,就會產生不滿情緒的聚集,從而創造出叛亂分子可以運作的環境。

在《叛亂群島》一書(Insurgent Archipelago)中,約翰麥金萊(John Mackinlay)提出了叛亂
從黃金時代的叛亂毛澤東範式到 21 世紀初的全球叛亂的概念。他將這種區別定義為“毛
主義”和“後毛主義”的叛亂。

平叛戰爭的理論家


聖克魯斯德馬爾塞納多(Santa Cruz de Marcenado)
第三代聖克魯斯·德·馬爾塞納多侯爵(1684-1732 年)可能是最早在其著作中系統性的討
論反叛亂行動的作者。在 1726 年至 1730 年間出版的《反叛軍》(Reflexiones Militares)中
,他討論如何發現反叛亂的早期跡象、防止叛亂、並在無法阻止叛亂時進行反擊。引人注
目的是,聖克魯斯認識到叛亂通常是由於人民的不滿(差距):“一個國家的叛亂狀況,很少
會在沒有統治者錯誤的情況下崛起。”因此,他主張寬大的對待人民和善政,以尋求人民的
“心”和"愛"。

李達哈特(B. H. Liddell Hart)
李達哈特將平叛戰爭的失敗歸咎於很多原因。首先,正如他在《戰略:間接途徑》一書第
二版的《平叛戰爭》附錄中指出的那樣,大眾的叛亂對任何占領軍都有先天的優勢。他在
書中說明了拿破崙戰爭期間,法國占領西班牙的典型例子。每當西班牙軍隊設法將自己組
成一支正規的戰鬥部隊時,優越的法國軍隊每次都會擊敗他們。

然而,一旦西班牙軍隊被擊敗分散開來時,反叛運動的非常規性質,又會對法國軍隊的戰
場優勢,變成一種決定性的反擊。拿破崙的軍隊沒有辦法有效地打擊游擊式的叛軍,最終
他們的力量和士氣都被嚴重削弱,以至於當威靈頓公爵終於能夠在戰場上挑戰法國軍隊時
(指的是半島戰爭,不是滑鐵盧戰役),法國人幾乎別無選擇,只能放棄伊比利半島。

政府軍平叛的努力可能會成功,尤其是在叛亂分子不受歡迎的情況下。菲律賓-美國戰爭
(註1)、秘魯的光明之路(註2)和馬來亞緊急狀態(註3) 都是叛亂失敗的例子。
註1: 詳細內容請參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2%E6%88%98%E4%BA%89
註2: 詳細內容請參見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E9%81%93%E8%B7%AF)
註3: 詳細內容請參見https://zh.m.wikipedia.org/zh-ha ... 5%E7%8B%80%E6%85%8B

李達哈特還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勞倫斯(T. E. Lawrence)和阿拉伯起義的經驗是反叛
/叛亂力量的另一個例子。儘管奧圖曼人(Ottomans)在人力上的優勢通常超過 100 比 1,
但阿拉伯人從沙漠中現身、攻擊和再次消失的能力,常常讓土耳其人踉踉蹌蹌並陷入癱
瘓,這為英國正規部隊的掃蕩創造了機會。進而消滅土耳其軍隊。

在上述兩種情況下,游擊隊和正規部隊,以一種互補的方式進行工作。二戰期間的法國
抵抗運動和越南戰爭期間的民族解放陣線(越共游擊隊)也是如此。在這些情況下,游擊
隊的策略是削弱和破壞敵人的穩定,使正規部隊容易攻擊或確保勝利。然而,在許多現
代的叛亂戰爭中,並沒有看到游擊隊與正規部隊一起工作。相反的,隸屬於不同團體的
游擊隊,可能是本土民兵或外籍戰士,這些游擊隊,除了驅逐佔領者外,他們不見得有
統一的目標或目的。

根據李達哈特的說法,面對這種(叛亂)策略幾乎沒有有效的反制措施。只要叛亂分子保
有民眾的支持,叛亂的游擊隊就在群眾中保留機動性、隱蔽性、甚至是合法性的所有戰
略優勢。這種情況,叛亂游擊隊基本上不會被政府的正規部隊擊敗。

大衛加魯拉(David Galula)
大衛·加魯拉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作為法國陸軍軍官獲得了平叛方面的實踐經驗。他的平
叛理論主要不是軍事的,而是在單一統治權下有強有力的軍事、政治和社會行動的結合。

加魯拉為平叛戰爭提出了四項“法則”:
1. 平叛戰爭的目的是獲得民眾的支持,而不是控制領土。
2. 大多數人將在衝突中保持中立;群眾的支持可以在積極友好的少數派的幫助下獲得。
3. 叛亂份子可能會失去民眾的支持。平叛者必須有效地保護民眾,使其能夠合作而不必
    擔心對方的報復。
4. 政府應逐步的讓命令有效,方法是清除或驅趕武裝反對者,然後獲得民眾的支持,並
    最終通過建設基礎設施和與民眾建立長期關係,來鞏固陣地。這必須逐次的在各地區
    進行,以穩定控制的領土作為征服鄰近地區的行動基礎。

加魯拉爭辯說
[在反叛亂中]的勝利並不是叛亂分子的部隊及其政治組織在特定地區的破壞。......勝利
是叛亂分子與民眾的永久隔離,隔離不是平叛軍隊強加於民眾,而是由民眾自己維持的
並保持下去。 ...在常規戰爭中,實力是根據軍事或其他有形標準來評估的,例如師的數
量、他們所擔任的職務、工業資源等。在革命戰爭中,實力是根據人民的支持程度來評
估。當平叛者的權力嵌入到一個由民眾發起並得到民眾堅定支持的政治組織中時,平叛
者就達到了強大的地位。

考慮到他的四項原則,家魯拉繼續描述了一項總體軍事和政治戰略,以便在叛亂分子完
全控制的地區實施這些戰略:
在選定區域
1. 集中足夠的武裝力量摧毀或驅逐武裝叛亂分子的主體。
2. 為該地區部署足夠的兵力,以防暴亂者捲土重來,將這些兵力部署在人口多的村莊
    和城鎮。
3. 與民眾建立聯繫,控制民眾的行動,切斷民眾與游擊隊的聯繫。
4. 摧毀當地叛亂游擊隊的政治組織。
5. 通過選舉建立新的臨時地方(權力)機構。
6. 通過分配各種具體任務來測試這些地方領導人。更換軟弱無能,全力支持具積極性
    的領導人。組織自衛隊。
7. 組織和教育全國政治運動的領導人。
8. 爭取認同或鎮壓最後的殘餘叛亂分子。
根據加魯拉的說法,在叛亂分子控制的地區,其中一些步驟可以跳過,而在政府已經控
制的地區,大部分的步驟是不必要的。 因此,加魯拉認為平叛戰爭的本質可以總結為
“建立(或重建)人心支持的政治機器。”

羅伯特湯普森(Robert Thompson)
羅伯特湯姆森於 1966 年撰寫了《擊敗共產主義叛亂》(Defeating Communist Insurgency),
其中他認為成功的平叛努力必須積極主動地從叛亂分子手中奪取主動權。湯普森概述了成
功平叛的五個基本原則:
1. 政府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建立和維護一個自由、獨立和統一的、政治和經濟上
    穩定和可行的國家;
2. 政府必須依法行事;
3. 政府要有總體規劃;
4. 政府必須優先打敗政治顛覆(political subversion),而不是游擊隊;
5. 在叛亂的游擊階段,政府必須首先確保其根據地。

大衛·基爾卡倫(David Kilcullen)
2006 年,美國國務院反恐協調員辦公室首席戰略官大衛·基爾卡倫博士在《反叛亂的三大
支柱》中描述了反叛亂行動中的跨部門合作框架。他的支柱——在安全、政治和經濟層面
——主要支持"控制"這個總體目標,但支柱的根基是信息(Information):

這是因為認知(perception)對於發展群眾的控制和影響至關重要。實質性的安全、政治和經
濟措施也至關重要。但這些措施要有效,必須依賴於(並更廣泛的)信息戰略相結合。平叛
的每一個行動都傳達了一個信息;宣傳運動的目的是鞏固和統一這一信息。 ... 重要的是,
必須在全球、區域和地方層面開展宣傳活動——因為現代叛亂分子利用了全球同情、支持、
資助和招募網絡。使得反擊的宣傳活動也必須是全球性(網路性)的。



基爾卡倫認為這三個支柱同等重要,因為
除非它們並行發展,否則運動會變得不平衡:例如,過多的經濟援助而安全不足,只會
為叛亂分子創造一系列軟目標。同樣,有過多安全援助而沒有政治共識或政府治理只會產
生更有能力的武裝團體。在製定每個支柱時,我們必須衡量有效性(capability and capacity
,治理的內在能力和最大能力)和合法性(民眾接受政府行動符合其利益的程度)來衡量
平叛活動的進展。

根據這個模型,總體目標“不是將暴力減少到零或殺死每一個叛亂分子,而是讓整個系統
恢復正常——注意: 每一個社會的‘正常’都可能和其他社會不同。在每種情況下,我們不僅
尋求建立控制,而且還要鞏固這種控制,然後將其轉移到永久的、有效的和合法的治理機
構。”

馬丁·范·克雷維爾德(Martin van Creveld)
軍事史學家馬丁·範·克雷維爾德指出,幾乎所有應對叛亂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他建議:
首先,也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就是將 99% 的關於反叛亂、反游擊戰、反恐等的文獻扔到
一邊。由於大部分是敗方寫的,因此價值不大。

在研究為什麼如此多的強大軍隊進行鎮壓叛亂但卻未能剿滅較弱的敵人時,范克雷維爾德
確定了一個關鍵的動力,他用殺死一個孩子的比喻來說明這一點。不管孩子是不是先打架
,也不管孩子的武裝有多好,一個大人在和孩子打架時,如果傷害了孩子,他(大人)會覺
得他不公正,如果孩子傷害了他(大人),他會覺得他是愚蠢的;因此,他會懷疑是否有必
要進行戰鬥。

克雷維爾德認為,“根據定義,一個強大的平叛組織利用他的力量殺死一個小而弱的叛亂
組織成員,將變成一個有不公正原因的犯罪”,而“一個與成年人發生嚴重爭執的小孩有理
由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不是因為他或她是對的,而是因為他或她別無選擇。” 每一個
叛亂活動(從平叛者的角度來看),都會成為結束衝突的理由,同時也是叛亂分子繼續叛亂
行動直至勝利的理由。長征(Trường Chinh),北越共產黨的二把手,在他的《起義入門》
(Primer for Revolt)中寫道:

整個抗戰戰略的指導原則,必須是長期戰爭。持久戰是勝利的關鍵。為什麼一定要打持久
戰? ……如果把我們的全部力量投入幾場戰鬥來決定勝負,我們一定會失敗,敵人會獲勝
。反之,若在戰鬥中維持兵力,擴充兵力,訓練軍民,學習兵法……同時消耗敵軍,就會
使敵軍疲倦,使敵軍心灰意冷。儘管他們很強大,但他們會變得軟弱,並且會遇到失敗而
不是勝利。

克雷維爾德因此將“時間”確定為平叛的關鍵因素。為了從少數成功的鎮壓叛亂案例中汲取
教訓,他列舉了兩個明確的案例:英國在北愛爾蘭問題期間的努力和 1982 年敘利亞政府
為鎮壓穆斯林兄弟會而進行的哈馬大屠殺,他斷言“困難的核心既不是軍事也不是政治,
而是道德”,並概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

第一種方法依賴於優秀情報,優秀情報由了解衝突的人(這些人明瞭衝突地區的所有自然
的和人工環境)甚至是叛亂分子的內部間諜所提供的。一旦獲得瞭如此優越的情報,平叛
方也要接受高度專業化和紀律的訓練,以便他們能夠使用歧視和克制策略(discrimination
and restraint)。通過這種歧視和克制,平叛軍隊不會疏遠一般的民眾(除了已經與他們作
戰的民眾(含叛亂份子)),同時延遲平叛者對自己的行為(殺死弱小的叛亂者)感到厭惡和士
氣低落的時間。

英國駐北愛爾蘭部隊指揮官帕特里克沃爾特斯將軍(Patrick Walters)明確表示,他的目標
不是殺死盡可能多的恐怖分子,而是確保雙方盡可能"少"地被殺。在絕大多數鎮壓叛亂中
,“秩序力量”(政府軍)殺死的人數遠遠多於他們失去的士兵數。相比之下,使用非常粗
略的數字,北愛爾蘭的鬥爭,英國方面約有三千人死亡。這三千人中,約有一千七百人
是平民……剩下的一千人是英國士兵。恐怖分子死亡數不超過三百人,比例為三比一。

如果缺乏第一種方法的先決條件——沒有"優秀的情報、訓練有素和紀律嚴明的士兵和警
察","以及避免被激怒的鐵腕意志"——范克雷維爾德認為,鎮壓叛亂分子必須使用第二
種方法。就是敘利亞得哈馬大屠殺(Hama massacre)。 1982 年,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
德(Hafez al-Assad)的政權被穆斯林兄弟會在全國范圍內的叛亂弄得焦頭爛額。阿薩德
派他的兄弟里法特率領的敘利亞陸軍師前往哈馬市,該市被認為是抵抗運動的中心。

在兄弟會的反擊之後,里法特用他的重砲摧毀了這座城市,造成 10 到 25000 人死亡,
其中包括許多婦女和兒童。當被記者問及發生了什麼事時,哈菲茲·阿薩德誇大了損失
和死亡人數,並提拔了實施襲擊的指揮官。他也把哈馬著名的大清真寺夷為平地,取而
代之的是一個停車場。隨著穆斯林兄弟會被擊垮並分散,民眾被嚇壞了,以至於反對派
團體要過幾年,才敢再次違抗阿薩德政權。范克雷維爾德認為,大屠殺是最有可能挽救
該政權並阻止了一場血腥內戰的行動。

范克雷維爾德將阿薩德的戰略濃縮為五個規則,同時指出它們很可能是由馬基維利(
Niccolò Machiavelli)的君王論導出的:

1. 在某些情況下,殘忍是必要的,拒絕施加必要的殘忍是對那些讓你掌權的人的背叛。
    當迫於殘忍時,永遠不要威脅你的對手,而是要掩飾你的意圖並假裝軟弱,直到你發
    動攻擊。
2. 一旦你決定攻擊,殺得太多總比殺得少好。如果需要再次攻擊,它會減少第一次攻擊
    的影響。反复打擊也會危及平叛部隊的士氣;一再犯下暴行的平叛軍士兵,很可能會
    開始訴諸酒精或毒品來強迫自己執行命令,不可避免地會失去軍事優勢,最終變成對
    指揮官的威脅。
3. 對平叛軍來說,要盡快行動。與長期叛亂相比,儘早採取果斷行動將挽救更多生命。
   你等待的時間越長,人們就越容易流血。因為想讓民眾留下深刻的印象。你的行動反
   而可能越野蠻。
4. 公開攻擊。不要道歉、不要為“附帶損害”找藉口、不要表示遺憾或承諾調查。然後,
    確保盡可能多的人知道您的攻擊;媒體對此很有用,但要注意不要讓他們採訪倖存者
    並引起同情。
5. 不要自己指揮攻擊,以防由於某種原因它不起作用,不起作用時,你需要與你的指揮
    官斷絕關係並嘗試另一種策略。如果它確實奏效了,向全世界展示你的指揮官,解釋你
    做了什麼,並確保每個人都明白你已經準備好可以再次發動攻擊。

洛倫佐·贊貝納爾迪(Lorenzo Zambernardi)
現在在美國工作的意大利學者洛倫佐·贊貝納爾迪博士在“平叛戰爭的三元悖論”中闡明了
平叛行動所涉及的權衡取捨。 他認為,平叛涉及三個主要目標,但在實際實踐中,平叛
戰爭只能從三個目標中選擇兩個。依照經濟理論,這就是贊貝納爾迪所稱的平叛的“三元
悖論”。具體而言,三元悖論表明了,不可能同時實現:1) 部隊保護,2) 敵方戰鬥人員
和非戰鬥人員之間的區別,以及 3) 對叛亂分子的物理消滅。

註:impossible trilemma稱為三元悖論,詳細說明請見以下介紹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3%E6%82%96%E8%AE%BA

根據贊伯納爾迪的說法,在追求這三個目標中的任何兩個時,一個國家必須放棄第三個
目標的一部分。特別是,一個國家可以在消滅叛亂分子的同時保護其武裝部隊,但只能
像奧斯曼帝國、意大利和納粹在巴爾幹半島、利比亞和東歐那樣不分青紅皂白地殺害平
民。它可以選擇與自己的武裝部隊一起保護平民,避免所謂的附帶損害,但這種狀況下
只能放棄消滅叛亂分子的目標。最後,一個國家可以在殺死叛亂分子時,設法區分戰鬥人
員和非戰鬥人員,但這又會增加本國軍隊的風險,因為叛亂分子通常會躲在平民身後,
或者看起來像是平民。因此,一個國家必須在三個目標中選擇兩個,並製定一個戰略,
在犧牲第三個目標的同時實現這兩個目標。

贊伯納爾迪的理論認為,保護民眾是最大目標,這也是擊敗叛亂所必需的,因此犧牲平
叛的軍隊,冒著失去國內政治支持的風險,是必須的。


阿卡麗奧梅尼(Akali Omeni)
另一位探索平叛戰爭相關的三個特徵的作家,是阿卡麗奧梅尼。在當代背景下,非洲軍隊
的平叛戰爭往往處於理論爭辯的邊緣——儘管今天的非洲面臨著許多致命的叛亂。在尼日
的反叛亂戰爭中,尼日學者奧梅尼討論了戰場之外的某些特徵的相互作用,這些戰場之外
的特徵影響了戰場內對抗叛亂戰爭的表現。具體來說,奧梅尼認為,歷史經驗、組織文化
和教條,三者都有助於解釋軍隊對抗叛亂戰爭的內部制度的影響,軍隊也有拒絕採用創新
和調適技巧(innovation and adaptation)來擊敗叛亂活動的傾向。此外,這三個特徵會影響
並可能會破壞平叛戰爭所採用的作戰策略和概念。因此,平叛戰爭的挑戰不僅僅是運作性
的(operational);平叛戰爭在戰場上的表現,也含有文化和制度因素。

根據奧梅尼的說法,制度同構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是一種社會學現象,它會限制軍隊
(在這個案例是尼日軍隊)的習慣,會將軍隊耗費長時期所建立的攻勢主義的意識形態。
漸漸讓這個意識形態失效,正如 Omeni 所寫,

鑑於尼日軍方在尼日爾三角洲打擊叛亂民兵(博科聖地Boko Haram)的表現,已經表明軍方
對叛亂戰爭缺乏掌握;更進一步,當軍方與博科聖地做鬥爭時,這個弱點暴露無遺。充其
量,對尼日軍隊而言,使用武力只是應對叛亂戰爭的臨時解決方案。在最壞的情況下,現
有模式以如此高昂的成本長期存在,以至於可能需要對軍事機構內的平叛思想,進行緊急
的修正思考。此外,軍方取得決定性的戰役勝利時,尼日的戰略樞紐(重心)也應轉向地區
性的角色(指的是非洲大陸的局部區域,不是國內地區)。數十年來的政變和政治干預帶來
軍隊制度缺乏合法性。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軍方對內部職能的思考一直沒有實質性的修正
。此外,軍隊自己的變化幾乎是同構的,而不是這幾十年來因為環境任務的變化,所需要
的那樣。

譯註: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一文中,全文最關鍵的概念是同構(isomorphism),
也就是個人/組織會受到自己所處環境的信仰體係與文化框架的影響,並逐漸同化自己的
行為與該信仰體係與文化框架相適應。舉個例子,加入你要開一家公司,你會設置辦公
室,財務處,採購部門,銷售部門等,沒有人規定必須設置這些部門,是你自己看到其
他公司都這樣設置,你也這樣設置,這就是isomorphism。不管這種isomorphism是好還
是壞,對performance有好的影響還是壞的影響,只是因為其他企業都這麼幹,所以你
也這麼幹。組織為了獲取合法性(legitimacy),其流程和結構傾向於獲得意義、實現自
身穩定,而不是以效率為優先。因此,同一領域的所有組織經常看起來和行動起來都一
樣。

此外,尼日陸軍營以步兵為中心的性質,可以追溯到 1960 年代的尼日內戰,這樣的體
制延續到平叛戰爭。這種方法未能擊敗博科聖地是可以預期的。今天流行的論點是,
尼日軍隊由於能力不足,而在平叛戰爭中苦苦掙扎。這樣的論述,雖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對尼日案例的全面分析表明,這種流行的敘述並沒有觸及真正的平叛戰爭挑戰
的核心。這個爭取人心的挑戰,將是世界各地軍隊都可能會應對到的挑戰。在試圖解決
平叛戰爭難題的過程中,幾十年來,國家軍隊嘗試了一系列戰術。

信息中心理論(Information-centric theory)
從 2000 年代初開始,微觀層面的數據(micro-level data)已經改變了對平叛戰爭 (COIN)
行動的分析。開展這項工作的人,是“以信息為中心”的理論家和研究人員組。信息中心
理論的研究人員,由普林斯頓大學的衝突實證研究 (ESOC) 小組、 和密歇根大學的衝突
與和平、研究與發展 (CPRD) 小組組成。伯曼(Berman)、夏皮羅(Shapiro) 和費爾特
(Felter) 概述了以信息為中心平叛戰爭模型。在這個框架中,平叛行動的成功關鍵是提供
給平叛者的叛亂信息,例如叛亂的位置、計劃和目標。信息可以從民間來源(人類情報
,HUMINT)或通過信號情報(SIGINT)來獲取。


戰術
排海戰術(Drain the sea tactic)
在戰術方面,“排海”或“排水”一詞涉及強制遷移或消除平民(看做“水”)以暴露叛亂分
子(看做“魚”)。換言之,搬遷平民以剝奪當地居民對叛亂份子的支持、保護。這
通常是有針對性的,因為這個戰術專門針對在叛亂地區支持叛亂的民眾,但從平民的
個人角度來看,這個戰術是不分青紅皂白的。 在平叛戰爭中使用這種技巧的例子,包
括巴柯巴(Bar Kokhba)起義,第二次波爾戰爭(Second Anglo-Boer War),希臘內戰,羅
興亞衝突,和新疆衝突。

譯註:巴柯巴(Bar Kokhba),猶太人知名政治人物。他於131年率先起身反抗當時統
       治巴勒斯坦地區的羅馬帝國政權,並於132年-135年持續此族群革命(稱巴柯巴
       起義或巴柯巴之亂),不過最後以失敗告終。
譯註: 第二次波耳戰爭(英語:Second Boer War,1899年10月11日-1902年5月31日)
      ,是一場英國與川斯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之間的戰爭。第二次波耳戰爭也是象
      徵大英帝國由盛而衰的開始。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4%E6%88%98%E4%BA%89
譯註:希臘內戰(1946-1949)是希臘王國政府領導的希臘國民軍和希臘共產黨領導的希
       臘民主軍之間的戰爭,持續時間從1946年一直到1949年。希臘內戰的起因是由於
       自1943年起(甚至可追溯至1939年)希臘國內政治勢力左右分化嚴重加上二戰結
       束後軸心國軍隊撤離導致的權力真空。在希臘內戰中,希臘國民軍得到了英國、
       美國的支持,而希臘民主軍則得到了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保加利亞人
       民共和國的支持,而希臘內戰最終以希臘國民軍的勝利告終。希臘內戰導致了希
       臘國內大約16萬人的死亡,超過一百萬人受到內戰影響而成為難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A%E5%86%85%E6%88%98
譯註: 羅興亞人衝突是指1948年緬甸獨立後開始的聖戰者恐怖主義運動,目標是把若開
         邦靠近孟加拉一方羅興亞人居住區併入新成立的東巴基斯坦。羅興亞人主要是移
         居緬甸的孟加拉穆斯林,因為宗教、文化及種族差異,被緬甸政府拒絕承認及接
         納為國民,亦不享有公民權利。緬甸一直希望把他們強行遣返孟加拉國,而孟加
         拉國亦遣返大量難民到緬甸,鄰國泰國及馬來西亞亦拒絕接收他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A%E8%A1%9D%E7%AA%81
譯註: 新疆民族衝突牽涉漢人、回人、維吾爾人等。自從18世紀清朝統治新疆時多場「
        平定戰爭」即埋下伏筆,其間最大型衝突是同治新疆回變的民族仇殺,1869年左
        宗棠在收復新疆時,觀察到「漢回搆釁既深,(互相)見則必殺」,回變戰亂時
        漢、回彼此姦淫婦女。中華民國抗日戰爭期間,蘇聯藉機策劃伊寧事變扶植傀儡
        政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控制區內「殺回滅漢」。1949年以來新疆民族政
        策多次更迭,諸如維吾爾族身份的政策和反恐政策。維吾爾人與新疆生產建設兵
        團和盲流而來的漢人並不聚居,彼此隔漠而猜忌。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各民
        族的傳統習俗因「落後封建」被批鬥,加深民族矛盾。計劃經濟時期壓低了各民
        族經濟差距,1979年改革開放後勞動力的市場競爭,令民族經濟差距浮上水面,
        2003年,民考民(少數民族學生在參加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考試時,使用本
        民族文字答卷。)的少數民族學生就業困難,埋下了社會不穩。極端宗教從阿富汗
        等流入。1980-2016年,新疆恐怖活動幾乎年年發生。習近平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
        總書記執政後,開始加大反恐力度和建立「新疆再教育營」,又加強宗教中國化
       ,官方指目的是反恐和幫助就業,期間傳出強制絕育和避孕、性侵犯、放棄伊斯蘭
        教習俗等指控,惹來種族滅絕的批評。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F%E8%A1%9D%E7%AA%81  

“排海”戰術也可以通過種族滅絕來實現,即殺死因叛亂而受到指責的人口。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的平叛戰爭(Bandenbekämpfung,lit. “強盜戰鬥”)與最終
解決方案(也就是滅絕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交織在一起。 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大規
模人口,也具有威懾作用。愛德華·盧特瓦克(Edward Luttwak)說:“幾十年來,偶
爾發生的大屠殺仍然是一個有效的警告。”

這種平叛方法的一個缺點是,它可能引起目標人群的抵抗力增加。 在當代,對公眾輿
論和國際法的擔憂,幾乎已經排除使用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當成平叛戰爭的一種手
段。

刺殺領導人
暗殺領導人可能是一種成功的平叛策略。

油點法(oil spot)
油點方是將反叛亂力量集中到一個不斷擴大的安全區域。該方法的起源可以在法國殖
民戰爭和平叛戰略的主要理論家休伯特·利奧泰元帥(Marshal Hubert Lyautey)使用的方
法中找到。油點方法後來成為(越戰)五角大樓文件中為戰略村計劃(Strategic Hamlet
Program)的理由之一。

封鎖搜索法(Cordon and search)
封鎖和搜索是一種軍事策略,是基本的平叛行動之一。方法是將一個區域全部封鎖,
並在區域中房屋內搜查武器或叛亂分子。其他相關的行動是“封鎖和敲門” (Cordon
and knock)或是“封鎖和踢”(Cordon and kick)。 “封鎖和搜索”是穩定和支持行動新學說
的一部分,也稱為 SASO。這是一種對建築物中沒有明確武器情報的情況下使用的技
術,因此也不如正常的房屋搜索行動那麼激烈。它用於城市社區。任務的目的是尋找
一所叛亂份子所在的房子,盡可能減少對居民家庭的不便。

空中行動(Air operations)
空中力量可以在平叛中發揮重要作用,能夠執行廣泛的行動:

支持戰鬥人員和平民的運輸,包括傷員後送;
情報收集、監視和偵察;
心理作戰,通過傳單、擴音器和無線電廣播;
對“軟”目標進行空對地攻擊。

公眾外交
在大衛·彼得雷烏斯將軍(General David Petraeus)的《平叛戰地手冊》(Counterinsurgency
Field Manual)中,描述的平叛戰爭中獲勝的眾多戰術之一,涉及通過軍事手段使用所
謂的公眾外交。當平叛行動被納入“使用所有國家權力工具的綜合戰略”時,包括公眾
外交,它是有效的。 COIN 行動的目標是通過與東道國(指阿富汗戰爭中的阿富汗)人
民建立牢固和安全的關係,使叛亂分子變得無效和無影響力。

了解東道國和平叛行動所在的環境至關重要。只有清楚了解目標區的文化和人口時,平叛
戰爭中的公ˋ眾外交才會有效。擊敗叛亂的最大因素之一是了解民眾、他們如何與叛亂分子
互動、他們如何與該地區的非政府組織互動,以及他們如何看待平叛行動本身。

道德在平叛戰爭中是一個重要的公眾外交議題。叛亂分子通過攻擊國內的權力組織(也就是
政府軍)和國際間的反對派(也就是美國)來贏得戰爭。為了打擊這些叛亂行動,平叛行動需
要人道地對待他們的囚犯和被拘留者,並根據符合美國的價值觀和原則。通過這樣做,平
叛行動向東道國(阿富汗)民眾表明,他們(平叛軍)是值得信賴的,並且他們也關心民眾的福
祉,這樣才能在戰爭中取得成功。

期望現任政府能提供公共物品、服務和安全的民眾經常支持反叛亂行動,而增加民眾對
未來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期望,可能會轉變公眾態度從叛亂轉向反叛亂。  “政治、社會和經
濟計劃在解決衝突的根源,和削弱叛亂活動通常比常規軍事行動更有價值。”這些計劃對
於獲得民眾的支持至關重要。這些計劃目的是使當地民眾感到安全,並與平叛工作更加一
致;這使東道國(阿富汗)的公民能夠信任平叛行動的目標和目的,而不是叛亂分子所宣揚
的那樣。平叛戰爭是一場思想之戰,計劃的實施和整合對於平叛成功至關重要。東道國領
導人也應協調和管理社會、政治和經濟計劃。成功的平叛戰爭須讓人們看到平叛方的努力
,也包括在重建計劃中。戰爭是在人民之間進行的,平叛者的行動,必須讓民眾感受到,
他們是為人民而戰。

成功地利用戰略宣傳手段和信息作戰可以贏得平叛戰爭。平叛戰爭是政府和叛亂方對思想
、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運動的相互競爭。為了打擊叛亂者的意識形態,必須了解意識形態
或宗教的價值觀和特徵。此外,反叛亂工作需要了解叛亂人口所在地的文化,以便戰略性
地發起針對意識形態或宗教的信息或宣傳行動。平叛的信息作戰人員需要確定關鍵受眾、
傳播者和公共領導人,以了解應該影響誰,並利用他們的信息渠道聯繫誰。

信息作戰
公眾外交的信息作戰中只能通過全面了解其運作所在地區的文化來實現。平叛行動必須能
夠從當地人的角度來感知世界。為了制定全面性的文化圖景,平叛工作應該投資於“媒體
顧問、金融和商業專家、心理學家、組織網絡分析師(organizational network analysts)和
來自廣泛學科的學者。” 最重要的是,平叛工作需要能夠了解當地民眾為何被叛亂的意識
形態所吸引,例如哪些方面具有吸引力,以及叛亂分子如何利用這些信息,將其一般民眾
吸引到叛亂的意識形態中。平叛的溝通工作需要對作戰地區人民的價值觀、態度和看法有
基本的了解,才能成功開展公眾外交以擊敗敵人。

制定信息和溝通戰略涉及打擊叛亂份子宣揚他的意識形態,改善安全和經濟機會以及加強
叛亂份子之外的家庭關係。通過這些方式進行公眾外交,平叛的溝通行動需要言行一致。
在平叛期間通過公眾外交提供的信息不能說謊,向人民提供的信息和溝通交流始終必須真
實可信,才能有效打擊叛亂分子。影響公眾思想和觀念的平叛公眾外交是一項長期參與,
不是只通過對敵人的負面宣傳來進行。

當平叛小組和行動地區的當地居民之間可以進行對話時,利用平叛行動中傳遞信息和進
行公眾交流是最成功的。與公眾建立融洽關係涉及“傾聽、關注、響應和積極主動”,這足
以讓當地民眾理解和信任平叛的努力,反之亦然。 這種關係應對反叛分子信守承諾、為
當地人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在需要時直接、快速地傳達他們的信息。

了解和影響當地人口的認知,對於贏得平叛戰爭至關重要。人們對東道國合法性的看法和
外國的平叛努力是決定平叛戰爭成功的關鍵。 “通過電視、電話和互聯網出現在所有戰區
的信息自由流動,可能會呈現相互矛盾的信息並迅速破壞預期的效果。” 平叛行動、東道
國和當地媒體在信息上的協調,對於向公眾展示和影響當地民眾,看待平叛行動的努力和
東道國至關重要。

公眾輿論、媒體和謠言也會影響人們如何看待平叛行動、政府努力以及東道國政權的合
法性。使用公眾外交戰略性地向公眾傳遞正確的信息,對於平叛行動的成功至關重要。
例如,與該地區媒體成員的保持密切關係,對於確保當地人了解平叛目標、並了解東道
國政府的努力,對爭取民心至關重要。如果當地媒體與平叛行動人員無法同步,那麼他
們可能會向公眾傳播不完整甚至虛假的信息。

“鑑於基地組織的全球影響力,美國必須與其盟友制定更加綜合的反叛亂溝通戰略,以減
少暴力言論,改善美國在國外的形象,並在多個層面發現、阻止和擊敗這一社會運動。 “
信息作戰和溝通能力是平叛中公眾外交中最大和最有影響力的手段之一。

公眾外交尤其重要,因為現代叛亂分子更容易通過各種來源獲得支持,包括本地和跨國,
這要歸功於通訊和全球化的進步。因此,現代反叛亂需要關注從國家到地方層面的叛亂生
態系統,以剝奪民眾對叛亂的支持,並防止未來叛亂團體的形成。

特定的準則(Specific doctrines)
越南戰爭(Vietnam War)
在越南戰爭期間,安撫最初是早期戰爭的一部分,吳廷琰實施了構思拙劣的戰略村計劃,
該計劃與馬來亞緊急情況的英國反應手段類似,但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反而導致越共的
招募人數增加。 同樣,經濟和農村發展計畫成為安撫政策的農村發展的一部分。雖然早
期戰爭的特點,相當重視(爭取民心的)安撫計劃。但美國武裝部隊,最初在地面干預階
段,幾乎不依賴任何爭取民心的理論學說。常規戰爭中只使用大量火力和未重視(爭取民
眾的)安撫行動具有很負面的影響。並且北越又擅長持久性的政治和軍事鬥爭,進行反擊。
在替換威斯特摩蘭將軍之後,美國嘗試了更新的概念,包括恢復早期的安撫戰略,包括
文職人員行動和革命發展支持計畫(CORDS,該計畫主要是想隔離越共的影響力,但不使
用戰略村的強制大規模人民遷居的方法)。美國及其盟國還實施了鳳凰計劃,該計劃通過
俘虜、叛逃或暗殺越共成員來破壞越共的政治基礎設施。

大不列顛帝國
馬來亞(Malaya)
在“馬來亞緊急狀態”期間,英國軍隊採用搬遷方法取得相當大的成功。布里格斯計劃於
1950 年全面實施,將馬來華人重新安置到英國軍隊指定的受保護的“新村”。到1951年
底,約有40萬華裔人口遷入有防禦工事的新村。在這些人口中,英國軍隊還能夠組建一
支“本土衛隊”,武裝抵抗馬來亞共產黨。這一措施體現在後來的南越戰略村計劃中。儘
管英國聲稱在馬來亞緊急狀態中取得勝利,但軍事歷史學家馬丁·范克雷維爾德指出,
平叛的最終結果,即英國軍隊撤出馬來亞,並且馬來亞自己也獨立為一個國家,與亞丁
、肯亞和塞浦路斯的結果相同,不應被視為勝利。

荷蘭帝國
在亞齊戰爭(Aceh War,印尼的亞齊省)期間,荷蘭人制定了一項新的平叛戰爭戰略,荷
蘭部署了輕武裝的 Marechaussee 部隊並使用焦土戰術。

1898 年,範赫茨(van Heutsz)擔任亞齊省省長,他的副手、後來的荷蘭首相亨德里庫斯
·科林最終征服了亞齊的大部分地區。他們聽從赫格羅涅(Hurgronje)的建議,在農村尋找
合作的 世俗酋長來支持他們,並將叛亂力量和農村群眾(可能的支持基礎)隔離開來。

在南蘇拉威西戰役(South Sulawesi campaign of 1946–1947)期間,KST(荷蘭皇家東印度
群島軍的特種部隊) 的韋斯特林(Raymond Westerling)上尉,使用了所謂的韋斯特林
(Westerling)方法。由於大量爪哇人參與蘇拉威西抵抗運動,韋斯特林下令登記所有抵達
望加錫(該省最大城市)的爪哇人。他還利用偵察兵滲透到當地村莊並識別抵抗組織的成員。

根據他們和荷蘭軍事情報部門的信息,KST 在夜間包圍了其中一個疑似叛亂的村莊,之後
他們將居民趕到了中心位置。當黎明時分,行動開始,通常由韋斯特林領導。男人會和
婦女和兒童分開。從收集到的情報中,韋斯特林將某些人視為恐怖分子和殺人犯。他們在
沒有進一步調查的情況下直接被槍殺。之後,韋斯特林會強迫當地村落停止支持游擊隊,
宣誓《古蘭經》,並建立了當地自衛隊。其中一些自衛隊成員是從以前的叛亂游擊隊招募
的,這些人被認為是“可贖回的”。

韋斯特林在整個戰役期間指揮了 11 次行動。他成功地消除了叛亂,並削弱了當地人對
共和黨人(叛亂者)的支持。他的行動恢復了荷蘭在蘇拉威西南部的統治。然而,荷屬東印
度群島政府和荷蘭陸軍司令部很快意識到,韋斯特林的惡名會導致公眾越來越多的批評。
1947 年 4 月,荷蘭政府對他有爭議的方法進行了正式調查。韋斯特林被調到不重要的職
位。他於 1948 年 11 月被解除職務。

法國
法國在印度支那(越南)和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平叛戰爭。麥克林托克
(McClintock)標註了法國學說的基本觀點:
*Quadrillage(人口和領土的行政區域劃分)
*Ratissage(封鎖和“搜尋”)
*重組(重新安置並密切控制可疑人口)
*油點戰略(擴大安全區)
*招募地方領導人和部隊
*建立準軍事組織和民兵
以上的法國殖民戰爭和反叛亂理論,很多來自馬歇爾布格(Marshals Bugeaud)、加列尼
(Gallieni) 和廖泰(Lyautey) 的著作。

印度支那(Indochina,越南)
二戰後的平叛學說對“革命式游擊戰(Guerre révolutionnaire)”持更激烈的看法,像印度
支那那樣,它認為是一場意識形態和全球性的戰爭,共產黨雖然以游擊戰為主,但有時會
致力於全面戰爭。原則上,平叛戰爭的應對措施需要政治上的,也需要軍事上的; “任何
措施都不足以應對革命的新威脅。”從日本人手中奪取控制權的法國軍隊,似乎沒有與越
南的民族主義分子進行認真的談判,而且在奠邊府(Điện Biên Phủ)戰役之前,過度自信。
所以在奠邊府被越南民族主義分子打敗。

政府軍的各級指揮官意識到,受過游擊隊訓練的政府軍士兵對叛亂游擊隊作戰有很強的意
識。在法屬印度支那分治之前(分開為南越、北越之前),由羅傑·特林奎爾(Roger Trinquier)
領導的法國混合空降突擊隊 (GCMA) 承擔了這一角色,借鑒了法國在吉德堡秘密行動(Jedburgh
teams,二次大戰諾曼地登陸前,英國、美國、自由法國的情報部門的士兵秘密傘降法國,
協助諾曼地登陸)的經驗。GCMA 在法國情報機構的支持下,在當時的印度支那東京和老撾
展開活動,印度支那北部的北越突擊隊(隸屬法軍)支援在北部的活動。在這些任務中,特種
作戰部隊與當地人一起生活和戰鬥。一位老撾人王寶( Vang Pao)後來成為軍官,後面更成
為在印度支那附近的苗族區域和老撾地區,負責軍事行動的將軍,而美軍則增強他們的作
用。

阿爾及利亞(Algeria)
法國在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平叛行動是野蠻的。 1957 年的阿爾及爾戰役(Battle of Algiers)
導致 24,000 人被拘留,其中大多數人遭受酷刑,估計有 3,000 人喪生。它可能破壞了阿爾
及爾民族解放陣線的能力,但它也扼殺了當地民眾"心理上",支持法國統治的合法性。

平叛需要一個強大的情報機構,它需要擁有人力資源和深厚的文化知識。但是這又加劇了
殖民政權在平叛行動中的困難。法國最有影響力的理論家之一是羅傑·特林奎爾。他曾在
印度支那領導反共游擊隊。特林奎爾說明現代戰爭的平叛戰略,對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行
動產生了強烈影響。

特林奎爾提出了三個原則:
1.將游擊隊與支持它的民眾分開;
2.佔領游擊隊以前活動的地區,使該地區對叛亂分子來說很危險,並使人民反對游擊隊運動;
3.在廣大的區域和足夠長的時間內協調行動,使游擊隊無法進入可以支持他的人口密集區。

特林奎爾的觀點是,使用酷刑必須非常集中和有限制性,但許多法國軍官認為它的使用對
政府軍自己有腐蝕性。法國的領導人之間曾發生強烈的衝突:陸軍獲得最多勳章的軍官雅
克·帕里斯·德·博拉爾迪埃將軍,在阿爾及爾戰役中與法軍指揮官雅克·馬蘇對質,反對將
酷刑制度化,他認為酷刑是“一種可悲本能的釋放,這種本能不再有任何限制。”他發表了一
封公開信,譴責軍隊喪失道德價值觀,他也因為公開信被監禁了 60 天。

隨著一些法國軍隊的抗議,部分軍人想嘗試他們自己的方法,這導致了一場針法國第四共和
體制的未成功軍事政變。馬蘇(Massu)和拉烏爾薩蘭(Raoul Salan)將軍在阿爾及爾領導了
1958 年的政變,要求在戴高樂領導下建立一個新的共和體制(第五共和)。當戴高樂對阿爾及
利亞的政策(例如 1961 年阿爾及利亞自決的公投)未能滿足殖民地官員的期望時,薩蘭成立
了地下的武裝秘密組織(OAS),這是一個右翼恐怖組織,其行動包括1962年暗殺戴高樂本人


西非(West Africa)
法國在查德(Chad)和象牙海岸(Ivory Coast)曾扮演巴內特的利維坦(Leviathan)角色,在象牙
海岸更執行過兩次,最重要的是在 2002 年至 2003 年象牙海岸內戰期間。法國和象牙海岸
並不是典型的前殖民國關係,因為法國曾襲擊象牙海岸軍隊,促使了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象
牙海岸。

譯註: 巴內特(Thomas P.M. Barnett)是美國的軍事地略學家,他主張世界分成兩個部分,一
是功能核心區(the Functioning Core),一是非整合間隙區(Non-Integrating Gap),功能核心
區是經濟比較獨立的國家,例如像美國、歐洲國家、日本、中國、印度、南非...等。非整合
間隙區政權不穩定,缺乏國際貿易。例如: 中東國家、南亞國家、大部分的非洲國家。增加
全球化、財務交易、媒體流動,可以增進間隙區國家的進步和穩定。美國應該輸出"安全"到
間隙區國家,也就是扮演利維坦(聖經中的巨靈)角色。巴內特的觀點,主要寫在紳士(Esquir)
這本書中,後來成為文件"五角大廈新地圖"(The Pentagon's New Map)的主要論點,為小布
希總統2003年入侵伊拉克提供理論依據。

另一個值得注意西非國家鎮壓叛亂的例子,是尼日武裝部隊打擊博科聖地叛亂組織的經驗。
博科聖地的軍事行動主要發生在尼日的東北部地區。這些叛亂行動自 2011 年 6 月以來一直
在進行,並在西非乍得湖盆地(Lake Chad Basin)次區域擴展開來。

印度(India)
印度自1947年獨立以來,發生過多次叛亂。1989年開始的克什米爾叛亂,被印度政府控制
住,暴力活動有所減少。印度軍隊的一個分支被稱為國家步槍隊 Rashtriya Rifles (RR),成立
的唯一目的是摧毀克什米爾的叛亂組織,並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RR 得到了中央後
備警察部隊 (CRPF)、邊境安全部隊 (BSF)、印藏邊境警察 (ITBP) 和州政府警察的大力支持。

反叛亂和叢林戰學校 (CIJWS) 位於印度米佐拉姆邦的東北部城鎮 Vairengte。來自美國、英
國、法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國和越南等國家的平叛人員都曾就讀
過這所學校。 訓練有素的特種作戰參謀人員在塔吉鳳凰學院和反叛亂卓越中心提供更高質量
的研究所等級培訓。

葡萄牙(Portugal)
葡萄牙在平叛方面的經驗源於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在葡萄牙非洲和亞洲殖民地進行的“綏
靖”運動。

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初期,葡萄牙在安哥拉、葡萄牙幾內亞和莫三比克對東歐集團和
中國以及一些西方國家支持的獨立游擊隊進行了大規模的平叛行動。雖然這些戰役統稱為“葡
萄牙殖民戰爭”,但實際上有三場不同的戰役:安哥拉獨立戰爭、幾內亞獨立戰爭和莫三比克
獨立戰爭。這種情況是獨一無二的,葡萄牙的小型武裝部隊,在相隔數千公里的三個不同的
戰區,同時進行三場平叛戰爭。對於這些行動,葡萄牙制定了自己的平叛學說。

俄羅斯和蘇聯(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最有名的俄羅斯平叛軍事活動是 1979 年至 1989 年的阿富汗戰爭。然而,在沙皇俄國的整
個歷史中,隨著佔領高加索和中亞領土,沙皇時代的俄國其實有許多平叛活動的鬥爭。正是
在這些衝突中,俄羅斯人制定了以下平叛戰術:
1. 部署一定數量的部隊
2. 將叛亂區域與外部援助隔離開來
3. 對主要城鎮的嚴格控制
4. 建造一連串的堡壘以限制叛亂分子的活動
5. 通過破壞定居點、牲畜、農作物等來摧毀叛亂之泉。
一般來說,這些策略在 1917 年俄國革命之後,除了政治-軍事指揮的整體機制外,大部分都
被延續到蘇聯使用。這一戰術應用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達吉斯坦、高加索、中亞
、西伯利亞、立陶宛和烏克蘭。 這一學說最終在蘇聯阿富汗戰爭和車臣戰爭中被證明是不充
分的,主要是由於部隊數量投入不足。

美國(United States)
美國在菲美戰爭、越南戰爭、2001 年後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期間,展開很多的平叛
行動。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導致美國軍隊對反叛亂活動的關注度增加,例如 2006 年出版的
新聯合陸軍野戰手冊 3-24(new joint Army Field Manual 3-24)/海軍陸戰隊代號是第 3-33.5
號手冊--“平叛”,取代了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在 20-25 年前出版的平叛文件。 但這些新版本手
冊中包含的教條(doctrine)並不一致。 2014 年版本的陸軍FM3-24/CWP 3-33.5 手冊,以新
標題來命名--叛亂和反叛亂(平叛),文件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提供戰略和作戰背景,第二部分提供理解叛亂的準則,第三部分提供擊敗叛亂的準
則。簡而言之,FM 3-24/MCWP 3-33.5 的文件在提供問題的背景、問題所在和可能的解決方
案。

威廉·考德威爾(美國陸軍的三星中將)寫道:
(美國的)武裝衝突法要求,為了使用武力,“戰鬥人員”必須區分構成威脅的個人和無辜平民。
這一基本原則為所有紀律嚴明的軍隊所接受。在平叛中,有紀律地使用武力更為關鍵,因為
我們的敵人會在平民中偽裝自己。我們在伊拉克的成功取決於我們以人道和尊嚴對待平民的
能力,即使我們隨時準備在發現威脅時立即保護自己或伊拉克平民。

在最近的衝突中,第 101 空降師(空中突擊)越來越多地參與執行特種作戰,特別是其他
國家軍事和安全部隊的訓練和發展。這在特種作戰界被稱為外國內部防禦(Foreign internal
defense)。 2016 年 1 月 14 日宣布,來自 101 指揮部及其第 2 旅戰鬥隊的 1,800 名士兵將
部署到巴格達和埃爾比勒(Erbil)定期輪換,在未來幾個月,給在摩蘇爾的伊拉克軍隊和庫爾德
自由戰士部隊提供訓練和建議,摩蘇爾是伊斯蘭國在伊拉克事實上的首都。

國防部長阿什卡特在 2016 年 1 月訪問肯塔基州坎貝爾堡期間,告訴101空降師的士兵,第
101 空降師在伊拉克地面部隊驅逐伊斯蘭國組織方面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說,“你們將
訓練、建議和協助,伊拉克部隊和庫德族自由戰士部隊,他們已經有決心、韌性,以及越來
越多的能力,但他們需要你繼續在成功的基礎上再接再厲,為他們做好準備。為今天的戰鬥
和為他們的未來,做長期的艱苦戰鬥。他們需要你的技能。他們需要你的經驗。”

外國內部防禦(Foreign internal defense)的政策,隨後幫助伊拉克成功地從ISIS收回提克里特
、拜吉、拉馬迪、費盧杰和摩蘇爾等地。

最近對美國在阿富汗平叛行動,有不同的結果。阿富汗重建特別監察長的一項綜合研究,得出
結論,“美國政府大大高估了平叛行動和穩定策略,取得長期成功的能力。報告發現,“穩定阿
富汗地區,很少能比聯軍實際存的時間持續更久。”這些發現得到了學術研究的證實,該研究確
定叛亂分子和當地民眾的強烈反彈是常見的。

譯註:
1.  2017年11月17日,伊拉克政府軍攻克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境內最後的軍事據點拉瓦。2018年
,伊斯蘭國的領土僅剩敘利亞境內沿幼發拉底河以東、臨近與伊拉克之間邊境的一小部分城市。
2019年3月23日,美國支持的敘利亞反政府武裝勢力「敘利亞民主力量」攻克伊斯蘭國在敘利
亞境內最後的軍事據點巴古斯村。2019年10月27日,美國總統唐納·川普宣布伊斯蘭國領導人
巴格達迪已在美軍於敘利亞伊德利布(Idlib)地區所發起的一次突襲行動中喪生。


2. 2020年,美國與塔利班簽署杜哈協議,同意減少駐軍至8,000人。隔年7月,塔利班發動大規
模攻勢,同時最後一批聯軍撤離阿富汗。最終塔利班於8月15日佔領喀布爾,並於9月6日基本控
制共和國殘餘派系(阿富汗全國抵抗陣線)佔據的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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